科学家与心灵研究

18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黑尔出版了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全名叫做《论证神灵及其显灵的实验: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神灵世界论,兼论圣经对基督教徒品德的影响》。在这讲述了他本混杂着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希奇古怪的书中,黑尔是怎样最初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去研究唯灵论,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信仰者;他不仅记述了其他神媒的种种把戏,而且自己也成了一名神媒,声称直接从富兰克林、华盛顿甚至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神喻。诚然,他的许多关于心灵现象的实验的确是在这些神灵的支配下进行的。

  黑尔对唯灵论的宣扬使他的科学界同行大感惊愕,并为之气愤,然而却大受唯灵论者的欢迎。唯灵论者有理由欣喜若狂,因为黑尔是支持他们事业的第一位大科学家。用伊萨克·阿西莫夫的话来说,黑尔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欧洲的那些伟天化学家相提并论的地道的美国人才之一。”

  尽管黑尔颇有声望,他的科学界同行仍把他转向唯灵论的行为看作是老糊涂了。当黑尔开始去考虑唯灵论问题时,已经七十二岁;当他的书出版时,已到七十四岁的高龄。

  然而,对于步黑尔后尘,公开表示赞同神媒或通灵人的那些科学家,却无法作为“老糊涂”来解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研究心灵现象时,都还年富力强,正进入或正处于获取科学成果的年纪。黑尔于1858年去世后没过多少年,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是自然选择进化论发现者之一的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另一位是英格兰大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也分别研究起唯灵现象来。他们两人都对心灵现象的真实性确信不疑,极力鼓吹。在他们之后,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在英国有威廉·巴富特爵士、奥利弗·洛奇爵士,以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利勋爵;在法国有天文学家克劳德·弗拉马利翁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查理斯·里希特;德国有策尔纳教授;意大利有切萨雷·隆布罗索;美国有威廉·詹姆斯。这些地位显赫的皈依宗教的名人大多生活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今天,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又对心灵说发生兴趣,并成为它的支持者。

  既然有这许多心智显然健全的杰出科学家都赞同心灵说,这就会引出许许多多问题。其中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搞懂心灵说的种种说法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一些科学家报告他们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亲眼目睹到那些奇迹,而另一些科学家却把这些报告斥之为“迷信胡说”。在这种情况下,外行人该相信谁呢?如果科学家自己都不一致,局外人又如何能对这场争论作出评断呢?

  我认为,可以就此给出几条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不管争论双方因感情用事而说出的那些过激言词,而只用一些简单的基本标准去检验他们的主张。在大多数场合,只需经过这些检验,就足以把超常的断言排除在科学断言之外。不过,分析这种检验的最重要的作用,倒不在于我们有可能更精确地去评价那些超常的断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检验,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以及科学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无知。

  在我们着手找出这些评价标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些著名科学家对超常现象的描述。

  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曾与达尔文同时独立地想到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华莱士是在1865年开始研究心灵现象的,当时才42岁。他当时是一位唯物论者,不过,在那以前,他早已表明乐于去认真考虑一些希奇古怪的现象。他在21岁时,就对催眠术和颅相学发生了兴趣,他相信观察到了自己实验对象的精神感应能力。特别是有一次,他的一个催眠对象完全感受到了他作为催眠者当时的感觉。

  华莱士从1865年7月开始去参加降神会。他的姐姐在1866年11月发现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尼科尔(即后来的古比夫人)的神媒姑娘,华莱士因此看到了许多唯灵现象。尼科尔小姐在华莱士家中表演的那些现象,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都看成是确凿的事实。他在1888年5月8日写给约翰·廷德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过去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至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他现象对此作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是欺骗和幻觉的说法就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象我认识的自然界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

  华莱士多次看到了标准的降神表演:鬼魂出现的敲击,桌子翘起,飘浮空中,还有好听的音乐。他声言,他在一次冬季降神会上看见神媒拿出许多刚摘下来的鲜花。它们是“15枝菊花,6枝杂色莲花,4枝郁金香,5枝带果草莓,6枝蕨类植物(两个品种),1枝耳状报春花(9朵)——总共37枝。”华莱士分辩说,那些花枝既鲜嫩,又冰凉,绝不可能是某个参加降神会的人预先带进房间里来的。当那些花“显形”时降神会已经在温暖的房间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拿出带有水果的鲜花,在以后的许多次降神会上又一再表演过。华莱士还说,常常是,你要什么花,就可以拿出什么花来。“阿尔弗勒德·华莱士博士的一位朋友要一株向日葵,桌上立即就出现了一株,高六英尺,根上还附着一大团泥土。”

  威廉·克鲁克斯是在1869年当他三十七岁时开始随马歇尔夫人去参加降神会的。马歇尔夫人是一位神媒,对于华莱士转向唯灵论也起过作用。克鲁克斯那时已经对化学和物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精力正旺。由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后来被封为爵士。他的成就有发现铊,发明辐射计和克鲁克斯管(这使得日光灯成为可能),以及发现辐射效应,等等。他报道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与神奇的通灵人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相配合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然而,他对于心灵现象所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叙述,还要算由他主持、由弗洛伦斯·库克从1873年12月起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那些降神会上所作的表演。

  降神会上的表演通常是这样进行的:神媒弗洛伦斯·库克小姐走进一间小室(通常是在观众所在的房间里用幕布隔出的一块地方),进入灵魂附身状态。过一会儿,从小室里就会走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衣,戴着头巾的女性来,据称是凯蒂金显灵。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那位凯蒂·金同库克小姐实在是太相象了。克鲁克斯也承认两人有些相似,但他坚持说,肯定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凯蒂要比库克小姐高六英寸。昨晚,她赤足,在不踮起脚尖的情况下还要比库克小姐高出四英寸半。昨晚凯蒂的脖颈是露出来的,她的皮肤无论看起来还是触摸起来都十分光滑,而库克小姐颈上有一大块疤,清晰可见,而且触摸起来会觉得粗糙不平。凯蒂的耳垂上没有穿孔,而库克小姐喜爱佩戴耳环。凯蒂的面色白皙,而库克小姐肤色很黑。凯蒂的手指也要比库克小姐的长得多,而且脸面较长。此外,两人的仪态和表情肯定也有许多不相同之处。”

  要证明凯蒂·金和库克小姐并非同一个人,最好是同时看到两人。但怀疑论者指出这是得不到允许的。然而克鲁克斯却说,他曾有幸不止一次地同时看到过她们两个人。

  从那时起过了一百年后有两位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索夫研究过一位名叫尤里·盖勒的以色列人的所谓超常能力。他们的研究是在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盖勒在1972年从11月到12月历时六周,在1973年8月历时八天,两次访问那里。这两位科学家都在激光物理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塔格对激光的早期发展颇有贡献,而且发明了可调谐的微波等离子体振荡器。普索夫博士则是一本标准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并拥有好些激光器件和光学器件的专利权。

  1974年10月18日,一家声誉卓著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一篇文章:“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其中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有一个实验看来证实了盖勒的超视说:“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X4X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

  这样一个简单实验的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以这种方式受试了十次。有两次,他“放弃了”(因他说他没有接收到印象,没有猜测)。其余八次,他都猜对了。两位作者报告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

  当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和普索夫公开表示相信超常现象时,全都处于科学研究的盛年。作为公认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指望同行们能无成见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的主张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简单的否定。塔格和普索夫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中诉说了他们的研究遭到批评家和科学家的激烈指责,但他们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毫无道理的。

  尽管赞成所谓的心灵学的那些科学家经常遭到的或许是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们的主张常常是在其证据未经认真鉴定的情况下就被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主张就应该受到正统科学更认真的对待。科学界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情绪,有一些其实是有道理的。提供心灵现象的那些所谓通灵人,除了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外,全都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因为搞欺骗或者被当场抓获,或者至少有严重嫌疑而被指控过。如华莱士向公众担保过的那十几名神媒,为克鲁克斯作过成功表演的两名神媒,以及由他们教出来的弗洛伦斯·库克,皆是如此。

  当然,一个被说成是能通灵的人曾因作弊被抓住过,并不能说明他总是在弄虚作假。的确,差不多从心灵研究一开始,维护超常说法的人就把作弊倾向看成是神媒和通灵人的一种职业病。他们辩解说,这些天赋有特异功能的人的确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飘忽不定,不受意识控制。通灵人的报酬主要靠表演自己的本事。因此,他(或她)常常忍不住想要靠弄虚作假增加点花样,以取悦于观众。

  除了那些所谓的通灵人名声不大好外,有许多迹象表明研究超常现象的人缺乏能力或者不值得信任,这就使得被宣扬的超常现象更加不可信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说明一下。说克鲁克斯、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这些科学家在调查研究通灵人方面不能胜任,并不是说他们在自己所选定的科学领域内也没有能力。不幸的是,目前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还有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有种种理由表明,一个人在他的正常科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智慧和威信,同他所报告的通灵人的表演是否值得信赖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因此,下面我们准备提供一些例证,以说明一个已知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关于通灵人超常能力报告,是不应该得到信任的。

  华莱士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些人觉得他对于超常说法是过于轻信了。霍尔指出,“华莱士惯于轻信心灵方面的事情。”有一个叫做S·J·戴维的人,他故意施用巧计产生出神灵现象,为的是证明即使很用心的研究者也难于看出破绽。可是华莱士却不顾他本人的否认,硬说他是一个神媒。按照一位最近为华莱士写传记的人威康·埃丽丝女士的说法,“他固执地一定要相信,所以除了相信唯灵论以外,他就不再象他在科学工作中那样去仔细检查证据了。”

  自从特里弗·霍尔的一本书《唯灵论者》在1963年出版以来,克鲁克斯对弗洛伦斯·库克小姐所作的心灵研究就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霍尔收集到一大堆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披露出来的,表明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私通行为,说他挺身而出为库克小姐的显灵表演的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霍尔的确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人对克鲁克斯的研究态度大感怀疑。

  最近披露出来的克鲁克斯与丹尼尔·霍姆之间提到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信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克鲁克斯关于超常现象主张的威信。霍姆要求克鲁克斯出来澄请对他的诽谤,因为那里面涉及克鲁克斯同年轻的玛丽的关系。克鲁克斯承认,由于1875年下半年的种种关于他与玛丽小姐交往的传闻,他克鲁克斯“获得了一个唐璜式风流浪荡子的坏名声。”他在给霍姆的一系列信件中极力向后者解释出现流言蜚语的原因,并嘱咐这些信件必须妥为保存。霍姆写道,“据克鲁克斯自己说,他得到过玛丽·肖尔丝的一份亲笔忏悔书,承认她的表演纯属骗局,偶尔用到一名同谋。可是克鲁克斯说,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

  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例如,汉龙竟说盖勒可能在他的牙齿里藏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靠那台接收机的帮助,他才完成了绘画测试和猜骰子实验。我不想否认,可能有一些用来躲过实验监督的手段,对于检查证据的真伪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这祥做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是帮助了超常说法。原因如下:

  第一,记述的事件必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绝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作解释,只能是一种想象,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而且,因为批评者的想象只能以对观察过程的记述为依据,所以想当然的自然主义解释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批评者的用于表示反对意见的解释往往变得难以置信。塔格和普索夫不难证明,汉龙对盖勒猜骰子的解释,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这场争论常常会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在帕纳提辑录的支持尤里·盖勒的“科学性”事件的文集中,对于反对盖勒和他的支持者的种种指控,他唯一认真反驳了的,就是用一份牙科医生诊断书来证明盖勒牙齿里没有植入无线电接收机。帕纳提和其他支持盖勒的人,集中对付这种怪诞的、不难驳倒的批评,却实用主义地不去管那些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一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

  第三,充满假设的想象以及这类想象所召来的反攻击,会使超常说法的支持者得以卸下提供证明的责任而转嫁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这又是企图为所报告的事件提供假设性情况的做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提供证明应当是支持反常说法的人的责任。可是,一旦批评者性急地杜撰出一些假设性的想象,争论的结果会不知不觉地让批评者接过证明的责任来。

  第四,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全都是因为当我们企图对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普索夫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报告作出解释时,我们十分不幸地暗中承认了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首先承认了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解释。可是,仔细审查在过去125年间科学家为维护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所提出的那些例证,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未能提出值得科学界加以解释的任何东西。

  这场争论是从黑尔、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断言开始的,今天仍然围绕着当代科学家就特德·塞罗斯、英葛·斯旺和尤里·盖勒这些所谓的通灵人所做的研究在进行。争论非常激烈,引出了好些争论点。所有这些争论点,中心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报告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正视某种超自然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那至少已经过初步地甄别。但是,如果原始材料来自别处,也不必认真对待。如果第二手资料来源本来就是小报和商业广播,那就根本不必理会。

  2。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工作是以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

  一个外行人,对于根据不到一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所断言的超常现象的报告应特别持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在正统的科学领域总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肯公布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可是他们却急着根据一两次短期实验公开表示支持超常说法。而不愿花时间仔细考查他们所见到的现象。如果第二手资料报道的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那么有关结果就要可靠得多。遗憾的是,新闻工具喜欢渲染“新的”和“最近的”突破,这正是“新闻”的特点。恰好是那些最近发现的尚未搞清楚的成果,新闻工具认为最值得报道,在多数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进一步考查,最初看起来象是超常的现象得到澄清,不再具有神秘色彩,这时新闻工具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而去赶时髦,另外寻找起来自实验室的热门新“奇迹”来。

  3。原来的研究者是否能重复做出他的发现?

  克鲁克斯至少还报道过在好几个不同场合凯蒂·金显灵的事件,而其他所报道的通灵人的特异表现,许多都只不过出现过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塔格和普索夫再没有重复做过猜骰子实验,按说那种实验非常容易。

  4.有关现象是否由其他实验室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发现过?

  如果一位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整个科学界只有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实验室独立地证实了这一发现之后,才会对其进行鉴定。对于声称难倒了一切自然定律的事件,我们对它的要求自应更加严格。可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没有一个例证是被不同的实验室证实过的。

  5。原始报告是否符合观察人类行为应遵循的标准?

  关于这个判据的内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个判据,是在我仔细分析过的已完成的一些报告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有关的描述不仅不符合客观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明确性中的任何一条,而且总是写得非常简单,不合规格。这一类描述所依据的实验条件没有现成的观察标准和记录标准,所以它们本应比通常的科学报告写得更详尽一些。可惜,实际情况总是正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尤里·盖勒的猜骰子实验。对于这样一项有可能十分重要的实验,细节描述竟然残缺不全,粗略得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只是被告知,“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在一个3X4X5英寸的钢匣子里。”关于骰子的成分等其他情况,则只字未提。事实上,原来的报告非常含混,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粒骰子。塔格和普索夫后来在他们的一本名叫《心灵研究》的书中谈到这项实验时又有所补充,即提到那粒骰子和所用的匣子是由斯坦福研究所提供的,骰子上还编有记号。如此看来,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应是同一粒骰子了。可是另外一个叫威尔核姆的人,他曾花相当多时间与那次实验的有关人员交谈过,却又写道:“使用了许多粒不同的骰子,每一粒上都蚀刻有一个供辨认的记号,以防暗中偷换。有时候,实验者用的还是一粒透明骰子,以担保盖勒没有用一粒内部藏有微型发报机的特制骰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验中是用了好些不同的骰子。为什么原来的实验者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呢?原来的报告只是说,盖勒是在实验者或盖勒本人知道匣子里骰子哪一面朝上以前写下他的猜测。可是,谁打开匣子验看里面的骰子,原来的报告中提也未提。威尔赫姆的叙述要具体一些,实际上也更有利于原来的实验者。他告诉我们,是盖勒画出他猜想的骰子朝上一面的点码,然后展示在电视摄象机前。可是,塔格和普索失根本未提及曾用电视录象机录下过实验过程,无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很可能,并非每次测试都录过像。他们的“科学”报告没有提到谁是观察者,谁是摇动匣子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又怎样确保盖勒无法偷看。(针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断言盖勒没有机会偷看到匣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防止他偷看。)关于那次实验的物理安排,诸如实验的具体地点,盖勒坐的位置,等等,他们也是什么也没有说。读者自然会以为,那次实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房间里坐着进行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威尔赫姆的叙述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有几次测试是在盖勒下榻的客房中进行的,由盖勒本人摇动骰子。当问及这样的测试安排漏洞很大,他有可能控制骰子的滚动时,普索夫回答说、盖勒把匣子摇动得很凶,以致不可能在摇动中作假。”

  我们还获知,盖勒在猜想骰子哪一面朝上时,有时把双手按在匣子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原报告的作者不仅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份科学的报道,反面是作了极不合适的,使人迷惑的描述。

  我想,上面给出的一些简单判据已足以盖住科学家支持心灵说的差不多全部报道。在过去125年中竟没有一份这一类报道经受住严密的科学检查。这一点真可令人清醒。当我面对公众分析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这些人的事例时,听众中有几位物理学家对我说,由于自然科学已走过很长的路程,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更多的东西,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百出的报告了。然而,事情仍然十分糟糕。今天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尤里·盖勒、特德·塞罗斯以及其他当代通灵人的报告,在其科学的严密性方面一点也不比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们强多少。相反,克鲁克斯的那些关于他与丹尼尔·霍姆进行的实验的报告,尽管漏洞不少,就提供科学证据而言,恐怕比后来发表的支持心灵说的报告还要高明得多。

  对于那些愿意研究所谓的通灵人的说法的科学家,我无意同他们过不去。的确,这些人甘愿冒毁誉的危险,不怕讥笑,大胆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长期进步恐怕还是好事。问题似乎在于,这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为了使他们的研究植根于一种科学的根基之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标准化研究程序、仪器设备、变量、控制办法、概念、数据分析等等,都必须一切从头拟定和设计。经过试验、调整来确保其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怕还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在打好这样的基础之前,企图动摇现有科学体制的科学家就不应责怪他们的意见被人不屑一顾。因为,要求他们的科学界同行在当今科学文献浩若烟海的情况下花时间去认真对待他们报告的奇迹,就是要求科学界丢弃使科学成为今天有力的智力工具的那种一贯的努力。